疫情加特朗普,还能再借用西方的“民主”一词来描述中国吗

中国以空前的超大人口规模、长期地高速发展被世界誉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而这个奇迹,则毫无疑问的归功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创造的全新制度文明。

然而,由于西方五百年崛起过程形成的软实力及其惯性,其价值观和话语权在当今世界仍处于垄断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尽管有不同的制度创新,但常常不得不借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进行自我表达。这最典型的就是体现在“民主”一词上。

美国资深的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不仅一语道破中国的国家性质,更提醒了世人,以西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局限性、不适用性。事实上类似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上。

2008年9月,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女士参加保守党伯明翰年会期间举办的论坛,虽开宗明义的指出: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但依然在民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模式:“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有没有一天的全国性选举,关键是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否民主,政府是否服务于人民的利益。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初期,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用西方模式衡量和要求中国是不适宜的”。

2009年初,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发表了《民主还是中国的好》一文,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实现的,经济成功总有政治上的原因。那么,中国经济社会成功发展的政治原因是什么?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涉及民主的标准问题。长久以来,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问题,关于民主有数不清的定义。在人们无法就民主的概念与定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观地观察一个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的实际社会效果。” “不能仅从形式上和概念上去定义民主”。并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论证了“民主还是中国的好”的结论。

尽管如此,事实上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西方的“民主”是无法定义中国模式的。

首先,民主是西方的话语权。当今社会,只要提到民主,肯定会无意识的与西方联系起来,与西方认可的模式联系起来。民主的话语权并不在中国一边。这就如同,当我们提到儒学,所有人想到的只会是中国,而不会是其他国家和文明。如果有人提出西方儒学,大概只有令人啼笑皆非之感。

今天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在法国,台胞即使是泛蓝的支持者,认同一个中国,但当法国人询问他们来自何处时,也总是回答来自台湾。原因很简单,“中国”或“中国人”,这个话语权不在台湾而在大陆,只要一提到中国,所有的人会无意识的和大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而没有谁会想到台湾。本人在巴黎就亲历台北代表处的代表在公开活动中直接被主持人称为中国大使—-这就是话语权的威力。


  其次,西方对于民主的话语权还表现在对民主的解释权。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并不是这个国家能说的算,而是取决于西方的认可。而西方认可的标准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与否,而是和西方的关系和利益需要。例如,布什时代,委内瑞拉就被认定为专制独裁国家,而奥巴马时代,即使查韦斯通过终身总统的修宪案,仍然可以被美国肯定和祝贺,认为体现了公民精神,符合民主原则。再比如新加坡和俄罗斯,虽然是标准的西方民主模式,但却不被西方认可。而瑞士,尽管不符合西方民主的模式,没有反对党,是多党联合执政,但仍然是公认的民主国家。所以,中国用民主来定义自我,是否能够得到承认,也并不是中国说了算,仍然取决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这也是为什么,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虽然库珀对“北京共识”赞誉有加,但他显然是把之做为西方的“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而存在,也是做为西方制度的对立面存在的。

对于话语权,西方各国其实都有清醒的认识。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曾在波兰发表公开讲话时有这样的论断:如果一个国家将自己表达形式抛弃给他人,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奴隶社会。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第三,民主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民族传统形成的一种价值观。美国学者享廷顿就下过断语: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这在当今世界价值观多元并存的情况下,不同价值观评价事务的标准是不同的。不同价值观实质是无法相互类比。事实上,一种价值观是没有权利对另一种价值观进行评判。比如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再比如中医和西医。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常被认为是中医的两大特色,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属于“生物-社会-心理”综合型医学模式。可以说是一个偏重实践和主观判断的体系。而西医则是 以科学、理化试验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套客观价值体系。如果我们用西医“科学”的标准去衡量中医,只能得出中医必须淘汰的结论。

这里需要说的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产生西方这样的民主。应该说,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文明,产生什么的根源往往是它们本身的需要。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西方这样的民主,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并不需要。中国文明在早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和打破世袭和血缘特性的科举制度。相对于同一时期的西方文明,中国的百姓一方面无需通过激烈的抗争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努力就可进入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为民”基础上的。西方路易十四哪种“君权神授”、“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意识在中国政治文明中是不存在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隋炀帝,面对政变被杀的时候知道说:“我有负于百姓,但给你们荣禄却极厚,为何要谋反呢!”西方正是由于完全的“君权神授”和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才使得社会最终通过革命性手段走向另一个极端“主权在民”。在中国,无需引入民主,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之上并受儒家政治伦理制衡的执政者必须考虑民众的利益。但在西方,如果不引入民主,则对政治权力毫无反制的能力。

放到当代,虽然中国和西方分别通过自上而下的民本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实现了为民,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民本可以制衡量民粹,西方的民主却必须迎合民粹。中国可以从国家和民众的长远利益出发,而西方则只能迎合民众的急功近利的诉求。

另外科举制的一个后果是中国没有稳定和固化的贵族集团,也就不会出现西方大宪章哪种贵族和王权博弈的现象。

类似的政治现象在欧洲也发生过。我们知道欧洲启蒙运动发生在当时最封建、最不自由、专制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而不是发生在政治更为自由、更为宽松、更为开明的英国。根源就在于英国已经不需要了,而法国则需要一场启蒙运动来推动变革。

第四,实证表明,中国社会所理解的民主和西方不同。

2002年,美国杜克社会学系进行了一个调查研究, 在亚洲范围内随机选取被测试者,然后进行问卷调查。杜克学者在后续问卷中问了一个开放题:大家都讲民主,对你来说,民主到底指的是什么?发现只有不到12%的中国人表达的是程序民主;而将近55%的人则认为,民主是政府在作决策的时候,时刻想着人民的利益,征求和听取人民的意见,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

后来,杜克学者针对中国进行了新一轮调查研究:在新的调查问卷里把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分开提问。例如:下面两个说法你觉得哪个更重要:第一,党和国家领导人是由有规律的选举产生;第二,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作决策的时候,时时刻刻想到人民的利益? 这二者是必须择一的。结果发现,80%的人都说,程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

显然,中国社会所理解的民主实质是自己传统的民本,和西方的民主不同。

最后,中国的模式及其成功和西方民主毫无关系。西方民主发展到今天,已有成熟和固定的模式: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改革开放是找不到任何西方民主的影子的。如果再和转轨并不令人满意的东欧、俄罗斯相比,恐怕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所致。这一点西方学术界也是公认的,尽管他们依然用自己的理论体系去表述:德国埃森高级人文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地快,不是因为其脱离了威权主义的统治,相反,而是由于这种威权主义统治所带来的。”

应该说,中国的制度模式,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原理并不能有效解释。

虽然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主做为一个概念,一个理念,一个词语,一个有关政府构成方式的合理解释,已经被广泛接受。除非能够说服民众放弃这样的观念或者有其它的替代物。这就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最紧迫也是最主要的挑战。今日中国的这一两难也曾摆在昔日的大英帝国面前。虽然当时的英国与日中天,堪称最成功的制度。但许多国家和学者都否认英国是民主国家。《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就认为:英国一没有宪法,二保留了王室,还有贵族院,怎么可能是民主国家。然而,英国的宪政学家们如戴雪、白芝浩等却担负起论证自己是民主国家的责任。比如他们认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各有优缺点,只有英国巧妙的把三者融合在一起。所以在英国,即有代表君主制的女王,也有代表贵族制的上下议院(上议院不经选举产生),更有民主制度的百姓投票。白芝浩还把英国政制分成 “尊严的部分” 和“效率的部分”,君主和贵族院属于“尊严的部分”,平民院和内阁属于“效率的部分”;英王是尊严之首,内阁首相是效率之首。他们的理论创新和努力也终于令英国跻身民主国家行列。

今天的中国同样方兴未艾,前景可期,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的理论界自然也应效仿英国宪政学家的思路,为成功的中国模式建立一套更合身的本土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