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寺院起源于印度，佛教的寺院经济成熟于孔雀王朝时期，并在公元前后传入缅甸。

佛教财富观是佛教寺院经济的思想根源，上座部佛教对于正统性与纯洁性的强调，以及缅甸当地的“功德”思想，都对缅甸的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上座部佛教从蒲甘时代起就是古代缅甸的国教，其影响渗透到缅甸社会的方方面面。

总的说来，上座部佛教的寺院经济在缅甸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上座部佛教的教义契合了这一时期缅甸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得到了王权的扶持。

佛教寺院经济的起源

在佛教来到缅甸之前，佛教寺院经济已在印度存在。寺院产生的前提既要求有相对稳定安全的发展空间，也要求相当的经济财富支持。

在很久很久之前，僧侣们常常云游，这个时候是不需要固定的栖身点的。但到了后来僧团出现了，除了云游之外，还会在固定的一个地点逗留两三个月，因为这两三个月是印度的雨季，无法云游，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住房需要。

最初，这些简单的定居点由王室或者富商提供。其中，最著名的孤独长者，就是一位家财万贯的大富翁，他在居萨罗首都卫城为僧团买了一座逝多王子的园林，并在园中建居舍以供佛陀使用。

信徒们对僧侣们的布施从最开始的日常生活用品逐渐发展到金银、土地等生产资料，就形成了寺院经济。

早在佛陀在世时，一些地方性的僧团便已存在，这些僧团各自为政，并拥戴佛陀为权威，这些僧团之间没有从属关系，也不崇拜任何偶像，但流行对佛陀遗物的崇拜。

这种对佛陀遗物的崇拜传统，是佛塔的起源。佛塔作为佛教特有的建筑，比起早期的定居点更具有佛教本身的宗教色彩。

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许多世俗统治者就是以建立佛塔作为表现其虔诚的重要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他为早期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所需的空间及财富。

传说中，阿育王即位之初，滥用刑罚，穷兵黩武。后来，他在对外战争中，逐渐意识到宗教在维护统治方面的作用，皈依佛教。放弃武力征服天下，转而实施“达摩”治国的方针，认为“达摩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征服”。广建佛塔是阿育王宣传佛教的最主要手段。

佛塔之风还衍生出了烧香拜佛等礼拜形式。佛塔通常建于寺中，或者与寺相伴，佛塔的发展，自然也带动了寺院的发展，也使得佛教寺院的宗教特色更加丰富。

到阿育王后期，佛教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其范围不仅涵盖了印度全境，而且远达地中海和斯里兰卡。

佛教自此分为两支，一支以斯里兰卡为中心向东南亚传播的南传佛教；另一支以克什米尔为中心，向中亚及中国西北传播的北传佛教。僧伽所到之地，寺院及寺塔也跟着兴起，这些寺院及寺塔多为皈依佛教的当地统治者所建。

阿育王推崇佛教的行为经由佛教的传播，成为后世许多信奉佛教的君主所效仿的对象，这些佛教君主以“佛教保护者”自居，通过广建寺塔，布施僧众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虔诚，并为自己戴上“法王”的桂冠，从而获取佛教权威的支持，增强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从佛教的早期发展史来看，佛教得以兴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教义契合了这一时代各国封建统治者加强自身统治的需要。佛教通过在教义上给予世俗统治以支持，从而换取世俗君主在物质上的供养。封建制度在印度周边地区广泛建立的过程，是佛教从印度扩展到几乎整个亚洲的过程，也是佛教寺院经济在各国形成并发展的过程。

上座部佛教的财富观

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其理论教义，也就是佛教经典中包含的财富观。然而佛教却是明显具有出世性和超越性的宗教。佛陀认为，人世皆苦，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

凡人追求俗世利益，结局终是虚妄，故而产生种种痛苦。对财富，佛经中将之比喻为毒蛇，这种思想显然是不利于发展佛教经济的。显然，佛理中包含着轻视物质财富，重视精神世界的价值观。

寺院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与原始佛教教义中禁止聚集财富和金银的思想也是矛盾的。但是，面对佛教的存续与发展，佛教不得不考虑具体的经济问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佛教经济的存在与发展，这就需要对佛理进行调整来产生教义合法性。所以佛陀至始至终只写了“一本”经书，而因这本经书所衍生出的经书，是发展，却不是本源。

最初，经济只是为了保障生活，有一口饭吃即可，但到了后期，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佛教经律中对于寺院财产称之为“三宝”，三宝中的大项是僧宝，也即土地、粮食、衣物，这些都是寺院经济的支柱。

佛教把奉献给寺院的财物称为“常住”，这些财物皆是不净之物，会引起僧伽们的污秽之心，影响修行，所以杜绝任何僧伽对这些财物的占有，但作为整体的僧众却可以拥有这些。所以，集聚财富的教义合法权属于作为整体的寺院或者僧伽集团而非个别僧伽本人。

并且，“这些“常住”适用以下两条经济原则：任何个人不得侵占私用寺院财产。“常住”是神圣的，可以用于世俗世界。这两条原则既坚持了僧伽修行的最高目的又保证了僧伽的物质生活之需。

但是，在更加具体的教义及戒律上，佛教内部有着许多分歧，因此，佛教内部不断分裂，上座部佛教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有着自己的经济主张。上座部佛教的财富观，对缅甸的寺院经济有直接的影响。

上座部佛教在经济问题上的主张要比大众部佛教更加严厉，其基本上是延续了佛陀“少欲知足”，严禁求食续财的主张。此后，大众部多在民众聚居处活动，上座部坚持远离世间，少数上座则向王权靠拢，力图在社会政治中发挥作用。

在上座部及大众部分裂后的三百年间，佛教又形成了许多独立的派别，佛史将此称为部派时期。其中上座部的某些派别传到了斯里兰卡，取得了国王的支持，在首都建起大寺，被称为大寺部。有了稳固的基地之后上座部佛教又由斯里兰卡岛传向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广大地区。

上座部佛教传播到缅甸后，其教义并非原封不动地被统治者所接受。原始的佛教认为，摆脱痛苦的主要方法是取法佛陀，静思求知，但这对于世俗统治者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缅甸的统治者们对上座部佛教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

使之更加适合于缅甸社会及其加强统治的需要。在緬甸的上座部佛教教义中，积功德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思想核心是“业”，比起佛陀的恩赐，个人救赎所需的“业”才是摆脱苦海的主要因素。

在缅甸，人们接受了佛家的轮回学说，且认为他们来生的好坏就取决于前世所累积的“功德”。而积功德的主要做法就是将财富奉献给佛教。供奉越多，功德越大，这对于拥有着大量社会财富的缅甸统治者而言就成为了一条捷径。

王公、贵族等竞相出力修建寺塔，把大量土地献给寺院。这种做法有时也是为了赎罪，例如阿奴律陀杀了自己的哥哥，就建立佛塔，修功德，弥补过错。类似于花钱买心安，但这种未从心底忏悔的，花再多的钱也不是赎罪。只是一个借口，一个慰藉。

但是如此一来，僧侣们便很容易存有余钱和食物，这又违反了上座部本身严禁求食续财的主张。这种矛盾，在缅甸历史中被统治者所利用，他们面对日益富裕的僧伽集团，以净化僧团，整肃戒律为名，打击寺院经济，控制僧伽集团，以巩固自身统治。

总结：

比起大众部佛教随顺世法，走向人间的做法，上座部似乎更多地保留了佛教的出世性。但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却发展出了独立自主的禅林经济，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济则始终依赖于王室的扶持。

这从其教义中，我们也许可以窥见些许原因。极端否定物质的思想尽管符合原始佛教的本义，但是一切宗教的发展最终都离不开物质基础的支持。由于在思想上否定了财富的存续，佛教经济的自主发展便受到制约。既离不开经济的扶持，又不允许发展自身经济，于是唯一的出路便是借助于外力。

而在世俗领域，最为强大的王权便很自然地成为了佛教的庇护人，强大的王权与教权之间，既勾结又斗争，但由于经济上的依附性，上座部佛教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臣服于王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