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关键时刻,中国经济如何破局?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预判,今年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今年3月以来,在疫情的冲击下,三重压力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更大了。

5月25日,李克强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说,“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此次会议之后,“经济保卫战”全面打响。

五月的最后一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推出6个方面33项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

与此同时,各地也高效推出相关具体政策,上海“50条”、北京“45条”、浙江“38条”……稳经济成为当下各级政府和公众最关注的议题。

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如何?救经济的重点应该从投资还是消费下手,抑或是双管齐下?当下的中小微企业最需要的是什么?房地产业在这一轮“稳经济”的大盘中,又将扮演什么角色?在失业率高企、经济下行压力又大增的日子里,如何化解失业难题?个人和企业在今年下半年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针对上述问题,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以下为采访实录: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造成我国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原因有哪些?

张军:今年中国经济本身就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雪上加霜的是3月以来国内多地疫情反复,在各地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下,经济进一步受到冲击。比如说,香港、深圳和广州的疫情对珠三角的经济复苏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上海的疫情主要涉及到长三角,而长三角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GDP的1/4。

受到疫情冲击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或区域,而是一整条产业链。以汽车产业为例,上海在汽车零部件领域集中着博世、采埃孚,麦格纳等国际巨头,还有特斯拉、上汽集团这些整车制造商。因此,上海封控期间,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汽车供应链承压,影响甚至波及全球。

解封之后,地方一般会在短期内将非药物干预措施(NPI)级别提高,比如说进出许多场所都要求出示48小时或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疫情对经济的全面影响虽然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各行各业的恢复还是会受到这些限制性措施的影响。

由于今年3月份以来的这轮疫情反扑影响了国内多个城市,所以二季度的经济状况很可能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

观察者网: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您觉得将会是什么状况?

张军: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4.8%,这个表现是有些超出预期的;二季度的数字现在还不知道,但是疫情对经济影响比较大,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在2%左右,也不排除在1-2%的可能;三季度受常态化核酸检测的影响,增长可能也会低于预期;但是与二季度相比,三四季度数字会有所回升,回升力度如何还是要看二季度出台的那些经济政策能否发挥效力,这部分又跟地方疫情防控的力度情况有关系。

如果三四季度全国疫情多点反复,多个省市执行严格的封控政策的话,对经济的影响会比较负面。如果疫情总体上没有很大的反复,再加上中央出台了一揽子稳经济的政策,三四季度或许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但要有7%以上的增速,我判断可能性不大。

世界银行将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下调至4.3%,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今年完成5.5%的增长目标是很有压力的,能够有4.5-5%就可以说好的不得了了。

观察者网:在“5.25会议”之后,国务院极其高效地于5月31日印发了《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推出6个方面33项措施。您对这套政策组合拳有何解读?

张军:这些政策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政策有助于解决预期转弱的问题。我们知道,即便没有疫情,我们的经济这些年也面临预期转弱对投资活动造成的压力,这类政策要解决的是让预期改善。另一类政策当然和疫情冲击有关,即在“动态清零”的政策框架里,希望能帮助实现既要防住疫情,又要稳住经济的目标。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要求当然很高。

假如我们的经济是在一个平稳的轨道上,现在只是受到了疫情的冲击的话,用上这些政策应该可以把它矫正到之前的轨道上去。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债务的问题、去杠杆造成的恐慌、还有针对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新政以及民营企业的顾虑等问题,我们的经济本身就处于持续放缓的压力之下,现在又碰上了疫情和严格的防控政策,这两种情况叠加自然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刺激政策的效果估计会弱一些。

坦率讲,现在疫情扰动的不仅是经济本身,还干扰了市场跟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影响着投资者的预期。从这意义上讲,我觉得要想让处于下行压力和疫情冲击下的经济有一个比较大力度的反弹的话,单是这些政策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政策还没有触及到那些深层次的问题。除了这些政策之外,可能还需要在近期出台一些重磅的结构改革政策,大胆纠错,重振市场和企业家的信心。

比如说,上海的疫情防控给个人、家庭、企业、外资等都带来很大影响,如果我们可以借此机会顺势推舟,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就能转危为机,重塑上海在国内外投资者信中的形象和信誉:第一,让由于这次疫情而出台的一些政策保持永久化,比如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政策,可以沿着这个框架调整保留;除此之外,在封控结束之后,还应该考虑出台几个重磅的有助于改善上海在投资者心中形象的改革举措,给市场和企业松绑,在法律上保障,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找回市场对政府的信心。

中车设计制造的全球首列数字轨道胶轮电车(DRT) 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上述33条措施着力稳市场主体,尤其加强了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和救助。当下市场主体最需要的是什么?这套组合拳强调稳市场主体才能稳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为什么?

张军:我认为,对中小微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让它们能够尽快恢复正常营业和自由。虽然给了这么多政策,但我估计很多中小微企业可能会觉得,满足这些政策的条件需要太复杂的手续和paper work,而他们当中很多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些。 这么说吧,这些政策要落地变现,肯定需要填很多表,跟很多部门打交道,他们会觉得很复杂、很繁琐,也就懒得去搭理了。

它们不像上市公司,有个董秘办,一天到晚跟证监会打交道。很多中小微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去填表,更别说还得去跟街道、区政府打交道,跑银行、跑税务、跑工商等等。

所以,对中小微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能想办法让它们恢复营业这件事变得超级容易才行。所谓容易,就是有关部门对它们要管得少,而且要管到点子上。比如,想要恢复营业,就需要员工能复工、物流能恢复、资金能周转、欠账能解决,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政府要主动帮助落实这些问题,而不是管住卡住。目前因为需要不断地进行核酸检测,一些地方的员工要安心工作也不容易,这方面就需要简化流程。总之要让复工复产变得更简单和容易,而不是相反。

现在很多企业心有余悸,今天开业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开。我觉得政府一定要给这些中小微企业吃定心丸,减少不确定性,并且上级对下级政府的行为要能有足够的容错而不是一味追责,这样才能让基层政府更灵活应变和更人性化处理企业的困难和需求。

这里说的容错,就是在特殊和紧急时期,上级要敢于为下级部门和地方担责,要给下级一定的自由处置权,责任由上面兜,不要动不动就追责下级。否则的话,雷声很大雨点很小,上面政策有了,但到了下面就被打折扣了,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们经济的活力就来自于上亿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怎么看待政府的政策、怎么看待明天的经济就是市场预期。我认为,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时,我们的打法要改变,要真正把预期管理放在决策的中心位置,而不只是紧盯如何化解风险。由于我们总是把化解风险而不是稳定预期放在出台政策的首位,结果必然造成政策短期化、政策多变。稳定预期最好的方式是保持政策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连续性,降低政策的不确定性。

我过去两年来一直在呼吁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经济政策层面上的一个大问题是政策多变、时间不连续。一个政策常常不是管5年10年,可能1年2年之后下一个政策就把前一个政策给推翻了。金融政策就是这样的,一会儿鼓励支持,一会儿限制。但很多行业,包括房地产,项目周期很长,金融政策的多变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会使市场主体很难形成一个一致的预期,或者说这个预期很紊乱,经济学家把这个叫做政策时间不一致。我觉得,现在是需要从根本上来反思或者解决这个问题了。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5.25会议”之后,不仅中央高效地推出相关具体政策,各地的响应同样高效,比如:上海的“50条”、北京的“45条”、浙江的“38条”等等,从中央到地方稳经济的政策来看,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您如何看待投资在今年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您认为,救经济的重点应该从投资还是消费下手,抑或是双管齐下?

张军:我们已经习惯了一旦经济上有压力,就马上想到投资,想到启动基建,依靠政府的投入拉动。基建项目肯定是要的,但我个人认为,今天确实已经不具备像之前那样“大干快上”的条件了。

基础设施本身有一个积累的过程,从存量来看,很多地方基础设施的缺口已经不多了。在过去20年里,能看到的缺口很多都已经补上了。再加上项目的可行性、财务平衡等各方面的综合考量,我认为现在大规模搞基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后的基建项目更多的还是要细水长流。

比如说,很多大城市的地下管网改造建设是巨大的工程,需要十年八年的工程周期。这类项目对经济的拉动短期里是不大的,可能是杯水车薪。

我认为,现在不管从投资还是从消费的角度考虑拉动经济都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为这样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比如说,现在要刺激消费,消费需要钱,钱来自于就业收入,要有收入就要就业,要想提高就业率,经济本身就要维持增长,而现在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放缓造成的,这样就陷入了死循环。

“三驾马车”是一个循环论证,当中不知道谁是因谁是果,所以我们的宏观政策应该跳出“三驾马车”的框架,换个思路来找出路。

我认为,只有一个解可以走出死循环。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松绑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困局,中央在经济领域要把更多的权力放给地方,地方政府向下层层放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这样才能大大减少各种无谓的管制和干预,才能为市场主体营造出一个更好的和可预测的营商环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既能激发市场活力,还有助于盘活存量,许多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5月12日,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家汽车企业,工作人员在生产线上忙碌 图源:新华社

观察者网:国务院33项措施中的促消费措施主要是指增加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您认为中央为什么如此重视汽车消费?

张军:中国汽车的普及率还是比较高的,汽车产业约占我国GDP的10%,且对上下游产业链拉动明显。

这次针对汽车的政策设计是很巧妙的,它不是单纯的发钱或购物券,而把汽车升级和刺激消费联系起来。国家给你一个优惠,但是前提是你要去买车,这跟我们之前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如出一辙。

汽车、家电都属于耐用品,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会推迟这类耐用品的升级。比如说,有人本身今年想换个新车,但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大,预期不好,他就不换了。现在这个政策可谓一举两得,通过优惠刺激大家去换车,既拉动消费,又拉动汽车产业。

观察者网:我也发现,不少地方也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土地拍卖,房地产业在这一轮“稳经济”的大盘中,又将扮演什么角色?

张军:房地产业会受到青睐跟这个行业的特性有关,因为它的反应比较快。地在政府手上,只要银行给钱、政府拍地、开发商愿意,这个行业可以很快动起来,它一动又拉动二三十个行业的产能,所以很多人觉得通过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好像是一举多得。

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开始了新一轮拍地,但是目前来看,房地产总的调控框架是没有变的。所以我认为,从全国来看,房地产市场不会出现像之前那样过热的压力,因为中国整个住房市场现在的供求平衡问题和之前不一样了。

之前是供不应求,现在除了一些一线城市、大城市可能还有空间之外,其他城市从总量上看已经不太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了,这些地方你让它炒也炒不起来,因此“房住不炒”影响最大的还是北上广深。